实现阅读推广的个性化服务
——访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馆长钱军
2016年是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倡导和开展全民阅读十周年。新世纪以来，“全民阅读”已逐渐形成社会氛围、越来越深入人心，不少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更是走在了引领全民阅读的前列。阅读如何改变民众生活？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全民阅读的质量？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对参与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馆长钱军进行了采访。
记者：不少学者提出，与历史上的中国社会相比，“现在的中国人不如古人爱读书”；或认为较之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全民阅读率偏低。但采访中也有人表示，并不是民众不爱读书，只是社会没有提供他们阅读条件，不能满足其阅读需求。您如何看这些观察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您是否做过一些反映民众阅读状况的调查？有怎样的发现？
钱军：关于国民的阅读状况，我觉得要放在特定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加以考量。国民的阅读素养，不仅是个人的事情，更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和民族自觉的重要指标。
从历史中国来看，“耕读传家”确实是我国古人推崇的民间传统。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为避乱世而“退而独善其身”的读书人，多归隐深山老林负耒耜而耕读。如诸葛亮（约181—234）在刘备“三顾茅庐”前，就在南阳郡邓县隆中(现湖北襄阳古隆中)过着躬耕陇亩的耕读生活。我国历朝历代还留下了很多劝学诗。如唐朝颜真卿写有：“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宋代宋真宗有：“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取妻莫愁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愁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元代翁森留有一首歌咏读书情趣的诗《四时读书乐》，将一年四季都视为读书的好时光，勉励人们勤奋读书。然而在古代，由于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读物的品种、读书的普及面、阅读设施的开放度等等，与现在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当然，从现实中国来看，我们的阅读设施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还有很大差距。比如，在英国，一英里内必有图书馆；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犹太人，每4500个犹太人就拥有一个图书馆，而在以犹太人为主的国家以色列，平均6个人就订有一份报纸。因此，我国的阅读现状与发达国家相比，不仅仅是公共阅读资源与设施的不足、不均衡，其他如未成年的阅读现状不容乐观，阅读内容良莠不齐、需要积极引导和扶持，全民阅读工作缺乏统一规划、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网络对传统阅读的冲击等等，都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记者：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文化界、学术界，从本世纪初，就大力倡导全民阅读、终身学习等生活方式，如2000年，我国就将12月设为“全民读书月”，2006年中宣部等部委发起开展“全民阅读”活动，2013年“全民阅读”进入立法……而一些地方社会也纷纷发起如建设书香家庭等推动全民阅读的活动，建立便民阅读亭等，在您看来，从国家到地方的这些政策与举措的引导和推动，在社会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力，尤其是这十年来，有哪些明显的改善？就您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哪些地方在这方面开展的工作成效比较不错，值得推广的？您本人发起或参与了哪些有利于推动全民阅读的工作？
钱军：放眼海外，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之前基本已经完成了全民阅读立法。代表性的全民阅读法律有美国的《卓越阅读法》《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日本的《关于推进儿童读书活动的法律》，韩国的《读书振兴法》《读书文化振兴法》，俄罗斯的《民族阅读大纲》等，均以立法的形式保障了国民阅读能力的提高与积累。
全民阅读在我国的兴起，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大约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一些先知先觉的有识之士，就开始注意到阅读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例如，中国“新教育理念”发起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先生，一以贯之地坚持用教育的理念去推动阅读。2002年9月，他在江苏昆山启动了以“营造书香校园”为核心的“新教育实验”，在中国22个省市的200多所学校开展。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先生，在2007年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作为第一提案人，与30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设立国家读书节”的提案。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115位政协委员联名签署了《关于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的提案》，建议政府立法保障阅读、设立专门机构推动阅读。
再如，北京大学的王余光教授以及南京大学的徐雁教授，被学界称为阅读推广的“北王南徐”。他们早在1993年就联合主编了我国第一部以“读书”为主题的百科辞典《中国读书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该书的问世标志着我国的阅读研究进入了社会学与文化学领域。作为高校教师，他们身体力行地为建设“书香校园”而奔走着，不仅在三尺讲台上传授阅读的知识，还走出校园，向图书馆馆员、大中小学师生传播阅读的正能量。
近年来，全民阅读得到了我国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引起了强烈反响。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深入开展全民阅读”。2008年10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中国图书馆服务宣言》，其中提出：“图书馆努力促进全民阅读。图书馆为公民终身学习提供保障，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开展全民阅读活动”。2013年8月，全民阅读立法列入国家立法工作计划。2014年3月5日，全国人大第十二届二次会议首次将“倡导全民阅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文化发展成果，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这是继2014年两会之后，再次将“全民阅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全民阅读”在社会上掀起阵阵清风，“阅读”不再只是一个形式和口号，全国各地都为构建书香社会而努力。2014年11月27日，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2015年3月1日，《湖北省全民阅读促进办法》开始实施。全民阅读工作在我国逐步纳入法制化、常态化的轨道。
各级政府出台的种种政策和举措，首先有助于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的阅读浪潮；其次，社会阅读设施近年来不断得到改善，如农家书屋、社区图书馆、地铁图书馆、城市阅读空间等逐渐遍布；第三，在全社会营造了一种良好的阅读氛围，无形中向民众传播着阅读理念；第四，向社会传递着正能量，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
作为“开展读书活动、创建书香校园”的一个组成部分，2010年10月，我们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创办了阅读推广导刊《书林驿》。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本有形的刊物，但实际上是以我们的很多活动、很多导读工作做支撑编撰出来的。当时是怎么想到创办这个刊物的呢？ 2013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评论专业委员会在全国的图书馆中发起“馆员书评”征集活动，就是要求馆员先要读书，然后写书评，向读者推荐好书，把能够推荐好书的能力作为馆员业务素养的一部分。当时全国共有八九家单位来承办“馆员书评”活动，有高校馆，也有公共馆，我们馆也是承办单位之一。活动举办后，效果完全超乎我们的预料，全国共征集到四、五百篇征文，仅我们一个馆就征集到约一百篇。我们馆邀请了一些馆外专家对这些征文进行了初步评审，总体质量确实不错，但不可能都获奖，如何对大家的积极性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我们便萌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编印一份馆刊，通过刊物把这些书评推荐出去。很快的，在2013年上半年开展了馆员书评活动后，2013年下半年，我们的第一期试刊号就推出了。我们对这本刊物的设想是：立足于校园，不限于校园，希望我们的刊物能够在全国范围的高校里产生辐射作用。我们认为真正的教育不只是知识，而更重要的是文化素养和能力。对于一所学校而言，校园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软实力，它有利于走出校园步入社会的学生们终身学习，有利于他们建立书香家庭，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记者：从理念、设施、举措等方面来看，目前各地开展引导、推动全民阅读的工作对于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还有哪些不足或有待改进完善的？如何提升全民阅读的质量，让全民阅读真正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生活风尚，而非一阵风运动？
钱军：从目前社会各界推广“全民阅读”的工作现状来看，要让“全民阅读”真正深入人心，其根本在于阅读推广机制的完善。
首先，要推进全民阅读工作从“运动式”向“常态化”转型。也就是要统筹调配人员、经费、机构、组织、考核、评估等各种资源，建立一套自上而下、有效可行的活动机制，让“阅读推广”成为民众生活中可持续开展的常态化形式之一。例如，相关单位可以成立专门的阅读推广团队，有了这样一个专门的部门和一批对阅读推广工作热心尽力的人员，一定可以更好地整合各类型资源，把常态化的活动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
其次，阅读推广工作要从“抓眼球”转向“抓效果”。有声有色的“抓眼球”式的活动，固然有其作用，但阅读推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切实培养国民的阅读兴趣、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掌握必要的阅读技能，让阅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很多阅读推广机构所开展的盛大开幕式，是否可以将耗费在这部分上面的经费、人力等资源节省下来，更多地去落实到后续能够让读者直接受益的活动中来呢？而要让读者受益，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采取区别于传统工业化或计划经济思维的互联网思维模式。即实现个性化服务的思维，针对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提供服务。即便目前还无法实现一对一的服务，但必须按分类、分众、分级的思路，有针对性地开展阅读推广工作。阅读推广工作不能成为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要“不求轰轰烈烈，但求润物无声”。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张清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