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推荐的候选人、南京邮电大学教授赵厚麟10月23日高票当选国际电信联盟新一任秘书长，成为该组织成立以来首位中国籍掌门人。

由此，国际电信联盟也高调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远在日内瓦的它是一个怎样的国际组织，平时在做些什么事？长期活跃于该组织的南京邮电大学的专家们告诉您，“高大上”的它其实很亲民。

信息社会的“大管家”

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同是联合国下属的一个专门机构。它还是联合国机构中历史最长的一个国际组织，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其成员包括193个成员国和700多个部门成员及部门准成员。它主管全球信息通信技术事务。

国际电信联盟的主要工作可分为电信标准化、无线电通信规范和电信发展3个部分，每个部分的常设职能部门是“局”，其中包括电信标准局（TSB）、无线通信局（RB）和电信发展局（BDT）。

“标准制定是国际电联最早开始从事的工作。国际电联因制定电信业界标准而享有盛名。国际上跟标准化相关的组织有三个。一个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主要涉及除电工标准以外的各个技术领域的标准化活动,并不偏向通信领域。另一个是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偏向于互联网及计算机领域。还有一个就是国际电信联盟（ITU）。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受尊重和最有影响的全球电信机构。”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杨震教授介绍说。

“当今，我们生活在信息社会中，比如收发信息、上网已经是绝大部分人每天必做的事了。”从2008年起，南邮副校长朱洪波教授担任国际电信联盟无线通信局第三研究组副主席，他说：“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支撑了信息社会的发展。而国际电信联盟正是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大管家’，在全球框架下推进信息社会发展。”

这位“大管家”还很民主，关于标准方面的决定会征求所有成员国的意见，希望大家都同意。因为国际电信联盟工作的目标就是让所有人均能够以可承受的价格方便地获取信息和通信服务，从而为全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在国际电信联盟的官网上，写着份内的事：开发电信技术的全球标准、分配无线电资源、为电信界举办世界性的活动、设定现时和日后通信网络的模式、协助新兴市场发展信息通信技术。国际电联为业界提供政策建议，以确定电信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对政府和业界的影响。它为新开放市场的规管机构提供培训，以及在乡郊、偏远或设施不足的地区建立多用途社区电信中心等。

游戏规则的落槌者

“标准（国际电信联盟称“建议书”）就好比各方都认可的游戏规则。” 杨震教授解释说，“作为各项经济活动的命脉，标准可以说是当代信息和通信网络的根基。一个国家的技术能成为国际标准，说明这个国家的技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所以各国很重视标准，都想本国的技术成为国际标准。在移动通信领域，中国自主开发的TD-SCDMA和TD-LTE已经分别成为世界上3G和4G主要的技术标准之一，可见中国在移动通信领域从过去的2G跟着走，发展到3G一起走，4G领着走。5G毫无疑问也会有中国的一席之地。”

工业界有句行话，底端的人搞产品，中端的搞设计，高端搞标准。对制造商而言，有了标准，就占领了产业的主导权。符合国际电信联盟标准的系统在全球都通行。电信巨头、跨国公司为了确保其采购的设备能被顺利接入,决不会选择“另类”。标准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企业的生命线，谁拥有世界标准越多，谁就掌握了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曹伟教授回忆说，2012年间他到日内瓦去参观世界电信展览会，看到华为、中兴等公司演示的4G技术，在会场上很是抢眼。遵循“游戏规则”，为进入新市场的公司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避免针对首选技术的昂贵市场争斗。对消费者来说，可以买到价格便宜的产品。20年前“大哥大”手机要万元以上，现在花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尚可的手机了。

“游戏规则”由不同的研究组（SG）针对电信标准化这一特定领域的技术研究，以课题的形式进行，成员提交文稿，进行多次讨论，形成最终的提案后，进入标准批准程序。值得一提的是，被确定的标准是“国际性的”， 是为全人类服务的，因而其中不会出现推荐的国家或为之做出贡献的个人的名字。比如，我国推荐的TD—CDMA是国际电信联盟推荐的3G标准之一，而不是“中国标准”。

“游戏规则”涉及到重大创新、知识产权、市场、开发的综合能力，影响非常大。除了涉及到监管问题的标准，大部分标准，现在可以在最短五周内获得批准。往后的3-5年需要对它进行不断的维护和完善。“它就像陈年老醋，越久越醇香。”曹伟教授比喻道。

天涯若比邻的实现者

拿起电话，打个越洋长途。打开手机，发个短信。虽然亲朋好友远隔万里，但彼此间的联络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这时你也许不会想到，是国际电信联盟的“贴心服务”化解了你心头的相思之苦。

糜正琨教授告诉说，固定电话的底座上都贴着进网许可的编号，它就是按照国际电信联盟制定的标准编制，才被允许接入公共电信网络。国内的骨干网（光纤网）、移动通信网也都遵循国际电信联盟的标准。

接下来就要拨号码了。电话号码、手机号码就如同如我们寄信时信封上写的地址。这个地址只有是被公认的，信才能顺利送达。整个电话号码系统是由国际电联制定国家码，然后由各国发展各自的用户号码。

“信封、地址、邮政编码、邮票都要符合标准，一封信才能顺利投递。”糜正琨教授用寄信打比方，“你在电话里说的话，手机上发送的图片、视频，都要通过国际电联规定的‘信源编码’来传输，才能‘说得出，听得进’。虽然是两个人之间的通话，可这其中有数以百计的通信设备在为之服务，它们要讲同一种‘语言’，这就要靠‘信令标准’了。如果没有一个国际组织来协调，国际长途经过的国家很多标准不一样，那么经过一个国家得停一次，根本无法实现全球通信。”

电话、广播、卫星通信等发出的讯号经过转换，通过无线电波传播出去。“它们都被分配了各自不同的频段，好比在不同的路上行走，才不会堵车、撞车，所以我们才会听得清晰，看得清楚。”曹伟教授比喻说。

国际电联《组织法》规定，国际电联有责任对频谱和频率指配，以及卫星轨道位置和其它参数进行分配和登记，“以避免不同国家间的无线电电台出现有害干扰”。现在各国发射的各种用途的卫星越来越多，它们可以在哪个高度，按照怎样的轨道运行，各国都认可国际电联的安排。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国际组织为大家服务，我们就体会不到现在信息社会中很多‘理所当然’的事了。”沈苏彬教授经常去国际电信联盟参加会议，从上午八点半一直讨论到凌晨是常有的事。各国专家对全人类的负责态度加深了他对国际电信联盟的敬意。

作者: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