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顺颐在路上：行者无疆
在南邮，如果张不做产业，相信也会有人做，只是时间问题；但他做产业，而且带动了一批人，让这些人跳出固有思维，拓展全新天地。“我来南邮二十多年，算是比较顺利，学术没有荒废是特别高兴的一点，我的学生主要是通过具体项目学东西，在实践中锻炼，我教给他们的很少；办公司积累很多经验教训,把一批教学一线的教师带到公司里，算是把南邮的产业化开了一个头。”
最艰难
1960年到1962年，是张顺颐一生中最艰难的两年，一场大病和随之而来的一年多休学治疗，让远离父母的张痛苦不堪，每天用4分钱辗转于临时住处于南京市肺结核防治所的经历，深深的写入张记忆中。的确，对于不满17岁的张来讲，这段磨难似乎来的太早了一点。
尽管这段经历，只是延缓了张顺颐的求学时间，而没有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却让这个毛头小伙子开始体会到人世间的种种艰辛，或许这些体会对日后独立性格的养成有益，但在当时，更多的只是艰难两个字。
1960年10月，16岁的张顺颐参加高考体检后被告知，肺结核。什么是肺结核，全家没有人知道。一起查出来肺结核的其他6个同学，全都要休学回家，张病情最轻，学校允许他跟着听课，这使得他没把肺结核当成一回事。正当高考冲刺，张一心投入到学习中，一样参加各种剧烈运动，劳累加上60年困难时期的营养不良，导致病情日渐加重。1961年1月，医生通知张顺颐去复查时，发现右肺上出现空洞，医学上称之为“透光区”，必须马上休学治疗。
即使遇到休学治疗这样的大事，张也只能自己拿主意。父母远在广州工作，全靠书信联系，好多年没有见过面。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他，早就习惯了一个人拿主意。当时南京市肺结核防治所建议采用气滴疗法，但这种疗法的痛苦远非其他人想象，或者说，张根本没有想到治病还要受这么大的罪，远不是打针吃药这么简单，“把一根皮管，从鼻子里插进去，通过鼻腔，一直插到器官附近，然后让你用力咳嗽，你一咳嗽气管就张开，赶紧把皮管插进气管；然后让你躺在床上，头低脚高，哪边肺有问题就侧向哪边躺着，通过皮管往肺里滴大蒜汁。大蒜汁滴到鼻腔里非常痛苦，插着皮管子，不能说话，不能转头，很多人受不了。”
这样，张每天花4分钱买张车票坐车到五台山，下车走十几分钟到肺结核防治所，“第一次是护士帮我插管子，她一直在旁边提醒我用力咳嗽，用力咳嗽，我咳着咳着突然一根皮管子就插进来；第二次开始没人管我，我要想办法自己咳嗽，自己插管子，插好以后一个人躺在床上滴大蒜汁。”
气滴疗法每次一个多小时，20多天一个疗程，在所有患者中，张顺颐是最小的，因为这种疗法太受罪，很多人一看要往鼻子里插皮管，而且好久都插不进去，痛的直流泪，吓得转头就走。别人都是家里人陪着去，张是一个人去，一个人插管子治疗，一个人坐车回去。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张丝毫没有消沉，在与结核病友聊天中，乐观的交流治疗经验。
也许是因为年轻的缘故，尽管吃了很多苦，一个疗程后，张的病就好了，“空洞闭合，肺部的病灶，很快也硬结、钙化了。很多人治几个疗程还不好，我一下就好啦，非常难得。”这段时间，他一直住在学校里，“南京一中很照顾我们，肺结核是传染病，不能回家住，学校给我们在附近找了一间房子，几个同病相怜的难友集中吃住，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感谢学校。”就在国家最困难的1961年，几个结核病友相互鼓励，同吃同住同治疗，共度难关，“60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不少人，城市里吃不饱，得浮肿病的比比皆是。同学中因身体不好休学的不在少数。金忠青当时和我是南京一中同一届，也是因病休学，后来复学，高考考入河海大学，文革以后，读了研究生，留校当老师，做到副校长，后来又做了江苏省的副省长。”
1960年秋天，父母把张顺颐接到广州修养，“我父亲在广东省总工会工作，下面有个广东省第二工人疗养院，是结核病疗养院。省总人事科马启义叔叔看到我的情况，说二院缺少化验员，让我去学化验，将来就留在广州工作。学了一个多月，后来因为招工手续不规范，又回家了。否则，我现在就是一个化验员，那所疗养院现在还存在。”
初到广州的时候，母亲心痛儿子在南京吃不饱，想买只鸭子给他补一补，跑遍了广州城，才在郊区员村偷偷买到一只鸭子，“整个社会都很困难，我只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因为不能参加剧烈运动，张顺颐每天早上从海珠广场西边家里骑车去东较场的广东省体育场学太极拳，“太极拳比较平和，合适我，一直坚持到考上大学，效果相当好。”
尽管留恋父母，但已经耽误两年学习的张必须回去准备高考，1962年9月回到学校后，张一边学习，一边忐忑不安的学习和等待，“担心身体，不敢太拼命学，更害怕因为肺结核不能参加高考，学校直到高考前一个月，才说可以，只有一个月时间认真复习，好在以前的基础都在，最后考上了。”
填报志愿的时候，张在南京工学院人事科工作的叔叔告诫他，清华复旦和南工都不能报考，他们不收有过肺结核病史的学生，天津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这类当时不是很热点的学校可以去，张最后选择了天津大学，在志愿上依次填写了无线电、精密仪器和水利系，选无线电的原因是当时最先进，填完之后才知道精密仪器才是天下最强的专业，“我想，坏了，最好的专业放在后面了，肯定不要我。去了之后才知道无线电系分数最高，而且以前的天大电信系还是北邮的前身。”
前前后后，张顺颐读了5年高中，其中休息了两年，“学习上没有什么压力，成绩还好，主要是身体和生活的压力，吃不饱，得病，休学，什么都是一个人“。或许，相对于痛苦的治疗，远离父母的无助更让张倍感压力。巧合的是，从此之后的40多年，张再也没有大病过，即使是后来到条件更艰苦的山西工厂，做更多重体力活。即使现在看来，张的身体也相当不错，看到他，很难想到已年过花甲。张因此戏称，“气滴疗法，让我把一辈子该受的罪都受了，以后算是给我补偿了。”
中小学
1944年7月，张顺颐出生在南京铁作坊（现中山南路的一段），几年以后举家搬到相邻的黑簪巷，这条两百米长的小巷子是典型南方城市小胡同，窄得任何汽车都开不进去，却有着最浓郁的南京气息，每日里穿梭于附近的弓箭坊、铜作坊、银作坊、颜料坊等“老南京人大量聚集的地方”，日渐长大的张有着抹不去的南京情节，对秦淮风景如数家珍，以至于日后一心要从山西回来。
1949年，张在私塾接受了一年传统教育后，进入临近颜料坊小学读书。颜料坊小学非常简陋，连操场也没有，张顺颐小学6年，没有上过一次体育课，以至于考上中学的第一次体育测验就不及格。张并不知道这所小学，连同巷子里的百年玉清池和山西会馆一样大有来历，颜料坊小学是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廖荃孙创办的图书馆（当时称藏书楼）“艺风楼”的旧址上修建。小学的原址，是曾生活过国学大师夏仁虎（他的儿媳林海音因写出《城南旧事》而蜚声海内外）的旧居。
1955年，张考入当时私立中学最好的钟英中学（后来改为公立23中，现并入南京三中），钟英中学的旧址，是曾国藩九弟曾国荃家的祠堂，始建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中学时期张成绩渐渐突出，毕业时考入当时最好的南京一中，这所百年名校，校风纯正，名师辈出，当时在南京有一段顺口溜：要用功，进一中，至今仍是南京四大名校之一。
1958年，赶上大炼钢铁的张顺颐，开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集体拆城砖，建小高炉炼钢”，张颇有些小聪明，“南京古城墙的城砖很重，一般是两个人抬着走，走个几趟就受不了。我找了根绳子绑住城砖一个人拖着走，这样轻松很多。大家看到我这样，也都学我。”“还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初二一次生物考试，我把时间忘记了。下午考试，吃过中午饭，别人提醒才想起来。偏偏这时拉肚子，急忙之中，拿了一本生物书上厕所，就这么翻了一遍，竟然也考过去了。”
张顺颐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不是一号就是二号，总坐最前排”，学习上，“当时有个全省数学竞赛，我因为身体刚恢复就没有尽力参加，学校好几位同学拿了一等奖，但期末立体几何考试的时候，全年级只有我一个人是100分，所以他们不服气，说拿奖的人还不如我。”
读大学
天津大学的前身是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精神，张顺颐“只知道读书，除了上课，肯定是在图书馆或者试验室。只有礼拜天下午才出去转转，晚上再回来看书。”大一时，张主要的精力都用来做数学题，“当时学习苏步青，据说他做了一万道微积分题，我找了大量的苏联习题做，不停的做，尽管老师不会批改，但我做了这么多习题，数学基础挺好，后来专业课程的学习，甚至搞计算机就很快熟悉了。”张一开始是学俄语的“可以看专业的参考书”，到了天大后开始自学日语和英语，“当时日语学习的书籍非常缺，一本陈信得编的《科技日语自修读本》，真是被我翻烂了。”
在天大的5年，张做过小班和全年级的学习委员，后来又做班长，感觉是“学有余力”，“真正的知识都是工作之后学到的，但天大培养了我的自学能力。天大的教师很优秀，像教我们数学的周国才老师，终身难忘：授课严谨，板书工整，绝没有一个错字废字，另外有一位教场论和特殊函数的女老师，不看任何资料和讲稿推导公式，可以一口气推导一黑板的公式，让你看的明明白白。复课闹革命的时候，吴咏诗老师（后来做到天津大学校长，公认为天大最有作为的校长之一。）讲电磁场理论时，简直把这门非常难懂，理论性极强，最不好学的课给讲活了。连旁边南开大学，很远的天津工学院的学生都慕名前来听课。”张顺颐属于文革前考上大学的老五界，非常幸运的避开了大部分运动的冲击，等到文革在校园里肆虐的时候，张已经离开了运动的中心，“复课闹革命”的时候，张抓住机会，多少学了一点专业知识，紧接着，分配到山西工作了。这一点，一直是他一生中都庆幸不已的事。
在太原
1968年12月，张顺颐分配到太原市。“我最想去内蒙古，向往那里的大草原，但学校把我分到呼和浩特，我写信给父亲，他说能否争取到山西，好歹离家近。”当时工宣队负责学生分配，“我65年12月入的党，当时大学中学生党员很少，工宣队照顾我，让我到太原市革委会报到。”
“我算是比较幸运，最后到了太原无线电元件厂，多少是带了无线电三个字。就在我报到的前几天，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了，很多人直接去了农村。”
从1968年12月27号来到太原，到1977年1月8号回到南京，张顺颐在太原无线电元件厂呆了八年，这八年，奠定了他一生的基础。“这个厂原来是做拉链的，1958年从上海迁过来，转产无线电，1967年以后分配了十几个大学生，后来还有清华、北大的，做半导体收音机的中频变压器和插头”，张一开始分到压机车间做学徒，慢慢成长为技术负责人，先后负责过晶体管扩大机，电子管黑白接收机和矿用发爆器，数控机床的研发。1975年，太原电子局把无线电元件厂和其他几个厂合并为无线电六厂，成立整机车间，张被任命为整机车间的副主任，“车间一直没有主任，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不能做一把手，只能做副主任。生产煤矿顶板安全警报器和晶体管安全警报器，整个厂500多人，主要靠这几个小产品支撑着。”1975年，四机部计算机局的李瑞局长到太原调研，山西省电子厅和太原市电子局推荐他到张顺颐的整机车间看看“看了我们之前做的数控铣床，觉得非常好，经过厂里的争取，就把研究计算机的任务交给了我们。”
当时主流的小型机算计是PDP系列和NOVA系列，“清华等几个高校正在模仿NOVA，我们仔细分析，130全国都在搞，但低一档次的120更适合于工业控制”，1976年，无线电六厂成立计算机车间，集中全厂的技术人员研发DJS－120计算机，“还是没有主任，我当副主任，分成运控组，内存组，软件组，电源组，外设组，基本上都是大学生。用了一年多研制成功，是整个山西省第一台数字计算机，4K磁心内存，后来用在山西省纺织研究所控制提花针织。”
“我们先到天津第一电子仪器厂学习了一段时间，回来自己摸索。用单片的集成电路，包括单稳态触发器，各种简单的门电路和16位的储存器来组装，由于电路的集成度很低，所以印制电路版的尺寸很大，450*450mm，双层的，都是自己做的，没有做过这么大板的设备，很容易变形。还有内存的磁心，是我到山西阳城采购的，在天津穿的，其实大家都不懂计算机，正好北大出了一本计算机教材，我们买了一起看，一起研究。”
“这个车间有一些人很不错，像运控组长李青山，工作非常扎实；软件组是黄克诚大将的儿子黄洵，不仅是软件，连印刷电路版的制作都包下来了，非常能吃苦；内存组的赵沁平，水平很高，现在是教育部主管科技的副部长。当时使用磁芯的内存板，磁芯参数差别很大，不稳定，非常难调，没有专用仪表，靠普通的示波器，内存组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调出内存板，当我们听到标志磁心内存调试成功'下雨检查'的叮当声时，真是激动万分。一年的辛苦，终于得到了成功的回报。计算机车间支部书记是复员军人马连喜，这个人对知识分子非常理解和支持。”
张在这八年期间，主持了工厂大部分技术项目，极大的锻炼了实践能力。张还经常到销售部了解情况，“虽然没有市场的概念，但是知道产品一定要符合客户要求才行”，张日后在南邮做产业，这段经历是基础。
回南京
尽管在无线电六厂取得不错的成绩，但南京人张顺颐一直有着思乡的情节，因为“生长在南京，喜欢那里”，30多岁的张在工厂里条件优秀，不乏追求者，“电子局郭局长和其他同事介绍了许多领导的女儿，安排我们见面，有时是领导介绍的，我不好不去，又怕这事成了，就故意打扮的很邋遢，让人家看不上我”，张害怕一结婚，永远也离不开这里。但他是无线电六厂的技术负责人，又是唯一的大学生党员，工厂说什么也不放他。“我和军宣队磨了好几年，他们看我三十多了，为了这个连对象也不敢处，终于同意我调走”
张的父亲给他联系了广州石化，当时广州石化引进了一套法国设备，需要一个无线电技术人员，但广州革委会一看他是学无线电的大学生，还是党员和车间主任，觉得是个人才，不想给石化，想分到广州电子局去，压下来不批石化的申请，这样广州石化和广州革委会都想要，事情反而拖着。
正好这时南邮恢复了招生，需要一批教师，张在东南大学的叔叔，马上帮他联系，当时南邮副院长房庆新很热心，“南邮的办事效率很高，两个月就办完了所有手续，从此就在南邮扎了根。”后来留在太原无线电六厂的工友很是羡慕，说他选择高校，有长远眼光，“我进南邮是巧合，没想到做老师，只是想回南京才过来，再说当时工厂是最好的，高校待遇一点比不上工厂。”
到南邮
1977年1月，张顺颐来到南邮，分到三系电视专业教研室，但还没有到教研室，就被系主任动员去做助教，考虑到在高校迟早要接触教学的张做了7581班晶体管电路的助教。张颇有些胆怯，怕学生提问题，答不上来。在工厂积累的知识给了他底气，“发现辅导学生其实很简单，没有遇到什么答不上来，学校看到，后来希望我干脆直接给学生上课，讲我做过的计算机知识，”张试着开了几次计算机讲座，没想到造成很大轰动。“那时候谁见过计算机啊，但大家都知道计算机是最先进的，都过来听，挤满了人。”从1978年开始，张顺颐在南邮三系开设计算机原理和语言，连续教了5届学生，相继担任302教研室副主任和301教研室副主任，直到去日本进修。
去日本
1979年开始，教育部选拔教师出国进修，张顺颐参加了学校举办的中级英语进修班，结业成绩据说是班上分数最好的之一。不过，因为他当时连讲师都不是，没有资格进去，也不能参加进一步的学习。1981年，国家经委委托长春邮电学院开办日语培训班，南邮推荐有日语基础的张顺颐参加。在1981年11月到1982年6月，张顺颐在长邮学习半年，后来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出国人员考试，考试成绩达到最好的A，令大家刮目相看，“成绩分为A和B，A代表日于没有问题，可以马上出国，B就要再培训一年才出国，当时大学老师的外语水平普遍很差很多人学了一两年还是B，其实我愿意考B，可以多学一段时间。”
1983年12月20日，作为南邮文革后第一个出国日本的教师，39岁的张顺颐来到日本国立电气通信大学，开始了自己两年访问学者经历。“我们租了日本居民的房子单独住，自己买菜买饭，我的身份是高访，只要是研究和交流，国家并没有给我明确的任务，比如要拿学位什么的，但我想竟然来了，就要学些东西。”
国立电气通信大学是直属日本稳步省管理的少数国立大学之一，是日本通信领域最著名的大学，导师长谷川伸是日本通产省电波审议会委员，日本电视学会副会长，后来做过一任会长，是图象处理领域的专家，由于中日长期缺乏交流，日本学者对中国了解很少，“长谷川先生一开始比较冷淡，让我先熟悉一下情况，以后再谈课题，他没有和中国人打过交道，认为中国学生不行。”
张顺颐自己选修了研究生课程，整天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他看我挺认真，3个月后就交给我一个课题，微机的传真机接口（T30协议），研究如何在电脑上实现传真机的功能。我用汇编语言做了一年，很成功”，张在名古屋举办的昭和六十年度电子通信学会信息系统全国大会上发表了《使用传真机和微机的图象处理》演讲，长谷川先生很吃惊，说原来中国学生不比日本学生差，鼓励张做基于微型计算机的汉字分析和检测，这是张在日本期间的主要课题，最后的文字，符号的轮廓抽出和消除杂音等方面取得一些成果，发表了3篇论文，而他的大部分日本同学，成绩都不如他，长谷川伸因此对这个中国学生另眼相看，在《关于张顺颐先生在我校研修情况》中写出这么一段话，“张先生在我研究室两年学习研究中非常认真，刻苦，其认真治学的态度，令日本人也深受感动”，长谷川伸治学严谨到近乎苛刻，极少对人对事稍加称赞，如此的评价实属难得，“长谷川先生先后来到中国两次，每次都到南邮来访问。”因为国家规定高访只能呆两年，张顺颐没有时间拿到学位就回国了。
1985年12月20号，张顺颐坐上回国的航班，傍晚到上海，夜车赶回南京，21日上午，没有休息就到学校人事处报到，“学校让我去刚刚成立的计算机系报到，系里说你刚回来，先回家休息一下再上班”，利用这段空闲，张顺颐把远在江西的爱人接回南京，”我是1978年结的婚，34岁了，82年孩子出生，83年我就去了日本，一直是爱人在带孩子，她一个人在江西部队医院，单位妇儿科的骨干，业务很忙，但我父母在广州工作也很忙，不能帮我们，她一个人又忙工作又带孩子，真的不容易。“经过几年的争取，他爱人也被批准转业回南京。
做产业
90年代初期，国家号召高校发展产业，长春邮电学院率先创办长虹公司，从事交换机研发生产，产值一度到几千万，成为一时典范。1990年，南邮把有过工厂经历和留学经验的张顺颐从计算机原理教研室主任点到科技处做副处长，第二年校领导又组织到广州深圳考察，下定决心办公司做产业。
【创办南邮宁通公司】
南邮之前和汕头邮电局合作开发过电信业务的计算机管理系统（901工程），利用计算机管理客户资源和线路资源，做的很成功，因此认为做软件最能发挥南邮优势，1991年10月，张开始筹备南京邮电学院通信技术开发部，“教育厅的意思是不要做独立法人，可以省一些税，所以对外叫南京邮电学院通信技术开发部，后来为了解决评职称的问题，又有个身份是南邮信息网络技术研究所，我是总经理和所长，但我们内部都叫宁通，宁是南京的简称。”宁通开始的十个职工全是南邮教师，其中不乏精兵强将，顾晓敏主动要求过来，做到很好，现在是中国联通的财务总监；杨景后来负责九七工程的规范，现在是UT的首席科学家，后来从学校光纤所调来的洪天峰，现在是华为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南邮之前办公司有过教训，很多人因此热心的劝张，“只要办公司，没有不栽进去”，张找到当时任院长的郑薇薇要启动资金，郑问他要多少，张考虑再三，怎么也要五万吧，郑很爽快，“她说三万吧，少一点明年好还。”就这样，张带着三万走马上任，“那个时候只要和钱打交道都有风险，别人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我坚持宁通公司不单独做账，而所有的帐都由学校财务处管理，完全透明，大家无话可说。”
宁通公司的第一笔生意是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委托的“广东省邮电管理局计算机应用技术规范”，是时任广东管理及副局长的崔勋（本刊第三期封面人物）提出来的。后来又有了深圳市邮电局数字数据通信网络（DDN）可行性研究和方案设计，汕头邮电局的综合信息管理系统（911）。宁通公司一年多之后就开始给学校上交利润，以后每年几十万元，取得一个良好的开端。
【九七工程的机遇】
90年代初，邮电通信事业飞速发展，业务量的激增带动设备大量更新和用户飞速发展，但管理相对滞后，很多企业开始自己筹建办公自动化和进行决策支持的管理信息系统，存在重复建设和盲目性，1992年，邮电部信息中心决定编制“邮电信息系统技术规范”，南邮最终申请到这个项目。
这是当时南邮承担的级别最高的标准项目，属于开创性项目，也是张本人承担的第一个重大项目，从设计网络构架，建立管理系统模型，到系统软件，数据选择，毫无经验可以借鉴，张直接到基层企业了解需求，七易其稿，1993年10月，“邮电信息系统技术规范”通过邮电部技术司鉴定，1995年邮电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94年，邮电部用红头文件，规定全国邮电系统参照执行。紧接着，邮电部电信总局委托南邮制定“市内电话综合业务计算机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改变以往各地试点开发工作中的盲目现象，1995年7月，由杨景和张顺颐主持的“市话业务计算机综合管理系统规范”完成，笠年又获邮电部科技进步三等奖，电信总局发文要求全国电信部门遵照执行。这一规定的颁布执行，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建设“市话业务计算机综合管理系统（因要求在1997年完成，所以简称为九七工程）”的热潮，在极大促进电信管理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当时长沙电信局也在做，而且电信总局红头文件推广长沙的系统，我们到下面推广我们的系统时，遇到的阻力非常大”，当时副院长张孝强和张带着人四处交流推广，虽然取得浙江舟山、福建三明和四川成都的认可，但是难度很大，真正的机遇是在南京"雄狮计划“的巨大成功。
1994年，南京市电话发展迅速，很快就要达到百万门，必须用计算机进行管理，在江苏省邮电管理局电信处王建处长和吴婴的推荐下，张顺颐马上找到南京电信局，合作开发“南京电信局电话业务计算机综合管理系统”，双方对这套系统很有信心，取“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狮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之意叫做雄狮计划。1994年11月1日，合同签订，1995年12月28日开通运行，1997年4月通过电信总局鉴定，一致认为“雄狮计划”是“起点高”，国内开通较早，系统覆盖业务范围广，数据共享高的电信业务综合管理系统为今后电信综合管理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先后获得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南京科技进步一等奖，成为九七工程的样板。
挟制定九七工程规范之利，宁通在全国攻城略地， 拿下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省会城市和部分省的系统。那几年是宁通最辉煌的阶段，公司营业额累计达3000万以上，利润上千万，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直到1998年，张顺颐调任学院副院长两年之后不得不脱离宁通的日常管理，加上九七工程接近尾声，宁通公司日渐衰落。“2000年我们开始和别人合作，宁通在九七工程名气很大，很多公司争着同我们合作，我们陆续和福建宏智，广州佳都，上海宏讯，福建富士通合作过，有的还在进行。至今宁通的帐上还有1200多万的先进，但我们太谨慎了，我当时制定的宁通分配方案是211，即上缴50%的利润给学校，奖励25%，只有25%用于发展，错过了太多机会，没有市场人员，更没有管理经验。现在这个公司已经不存在了，但这方面的工作，南邮还在坚持。卢捍华老师还在福建富士通合作，在福建，宁夏在作项目，做的非常好，业内的影响而已很大，我是支持加参与。”
【高校产业之路】
“高校办产业，起步不难，难在发展。高校有很多成果，但市场上急需的却并不多，即使有，实验室的成果变成产值也需要一个过程，这就是需要孵化器的原因，一定要一个时期，高校在这块不行，没有钱和时间来培育这个市场，就希望短平缺，这样的项目太少。现在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不是高校，企业可以投入大量的科研经费，高校根本比不上，特别在信息产业IT这一块。”
张顺颐认为高校办企业应该是科研依托学校，但运营完全社会化，“我们是科研依附学校，但运营没有社会化。我们的员工全是教师，不想和学校脱钩，老想着哪一天做的不好，或者维持不下去了，还可以回来，学校也必须给他们系上个安全带。”
“但高校的科研力量还是非常强大，一般的中小企业都比不上，所以，南邮要利用好自己的优势，和大企业合作开发，或者联合中小企业，转让成果给他们。”
在科研人员上，也存在两难的现象：南邮师生比接近1：26，教师缺的利害，保证教学是第一位，大部分教师愿意多上课，没时间做科研，再说，一般教师很难争取到科研项目。我的建议是成立专职的研究所，中心在科研，必须有一部分人把科研放在第一位。
宁通成立之初，南邮曾提出来一校两制，给宁通特殊的发展政策，“实际上没有搞起来，学校的思路是平稳为主，我们在深圳办了一个贸易公司叫深圳南邮，后来和安徽管局合作过一段时间，有过很多机会，但我们抱着一不违法二不亏本的想法，能维持下去就满足，错过了很多机会。我上台之后办了近十个公司，虽然都有赢利但发展缓慢，现在活下来的有一多半，最好的是南邮通信，这几年每年都有上百万的利润，原来是我兼总经理，实际上是一位很能干的刘建新老师在做。现在是她当总经理，我兼董事长。在她的主持下，这个公司很不错，深圳南邮是我们的一个窗口企业，现在很多产品都是通过这个平台做/还有一个工程公司和勘探设计所。还有几个更小一点的公司，南邮自己办的公司，一般都不亏本。在创办时，学校都不投资，往往注册时投入，第二天就撤回学校了，以前允许这种做法，现在学校注册或增资的现金不能撤回，为了规避风险，学校规定这些投资不准动用。南邮通信是合资公司，学校投的300万，和其他股东的投资共1100万元，至今都在公司的帐上，一分钱都没有动用。只有投资江苏中天科技的资金，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这几百万的投资，多半已经分红回来，目前还有上市公司的500多万股票，市值已经达到2000多万，已经完成了股权对置，明年就可以上市。南邮历来规定，各系和教研室，教师个人都不能办公司，要办只能是学校办。所以，南邮没有出现某些高校那样遍地开花的情况。比较正常。不过，学校公司有责任支持教师科研成果的转化，以合作或是产权转让的方法来操作。所以，南邮校办产业的风险不大，规模也不大。但是由于中天科技的支撑，校办产业的产值和利润，在江苏高校都是名列前茅的。
管科研
1998年之后，随着信产部的成立，南邮每年700多万的部级科研经费全被消减，科研一下子到了低谷。上任不久的张顺颐的主要工作就是筹措科研经费，重振旗鼓。“1996年我担任主管科研和产业的副院长，准备修改和调整科研政策，原先申请到的科研经费学校和系里都要留很大一部分，真正用于科研的剩不了多少，2000年我们调整了策略，大大减少了提留，保证科研经费用于科研，明确由项目组负责人负责分配使用，极大的调动了教师搞科研的积极性。南邮的教学一直不错，但科研薄弱，加上扩招以后，教师资源和数量全线紧张。我不能给每个教师规定科研任务，但我可以调动他们积极性，让他们认为拿到项目有利益，教师都很拥护这个政策，2000年之前南邮全校只有两个863项目，现在一年可以做到有十个863项目和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十几个省项目。”“为了进一步推动学校科研的发展，我学奥运会的战略：能夺奥运会金牌项目的重金支持。我在2004年提出，改变原来的校一级科研项目的管理方法，把学校自筹的科研经费增加到100万元，分成三个计划，攀登计划是为申请863和国家自然资金等国家级高水平项目做准备，这些项目南邮优势非常小，我们和清华、南大和东南这些学校竞争往往处于劣势，要拿到这些项目，必须工作做的更加扎实，前期的预研更深入，申请报告更有说服力才行，所以每年给2、30万，让他们把基础工作做好，不求出成果，但有助于今后申请到项目。我是有小钱钓大钱，值得；第二是创新计划，目标很清楚，就是能实现科研成果转化的项目，每年40万左右；第三是青蓝计划，针对助教和讲师，每年2、30万，这些人因为职称低资历浅，没办法申请项目，你不能等到他们到了教授再去申请项目，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锻炼和成长。这笔钱就是交学费，让他们学会怎么做科研。”
2004年，张顺颐请示时任南邮院长的谢玲，申请每年拿出100万支持这三个计划，谢玲和校领导班子非常赞成。计划推出之后，采取广泛申请和匿名评审的方式，目前攀登计划两年资助了约20个教授，创新计划资助了10个项目，青蓝计划资助4、50个青年教师，“这个计划一个周期两年左右，要5年后才能看到效果。但是一定能出成果。现在的形势，逼着我们调整学校科研方向和做法，不能做以前的低水平重复工作，否则只靠几个863和自然基金的申请，命中率太低。”
张顺颐一直坚持建立专职的科研队伍，“99年扩招以后，我预计将来师资力量紧张，教育部的规定是教师和学生的比例1：16。但我们是1比20多，有段时间达到1：26以上。教师少，投入到科研的精力必然少，就一定要有专业的科研队伍，但南邮很难组建，就以产业的形式做。我们在江苏校办产业总规模派第二，当然这里有中天科技的支撑。南邮通信在全省高校企业利润派68。”
像南邮这样的学校，在教学上已经有很大成绩，要上层次，就要在科研上有所提高，教师要提高水平，就一定要参加科研。这几我们项目多了一些，但总体水平还是低，数量还是少。能拿项目的教师比较少。科研的骨干比较少，只有20个左右，都是兼职老师，一边带学生，一边做项目，还要上课。
张坚持科研导向应该是激励加限定，研究生导师必须有科研项目，博导没有重要科研项目，即国家级、省部级的项目或者是比较大的横向项目者，要减少和停止招生。
学术上
从讲师到副教授的5年间，张顺颐发表了约10篇论文，从副教授到教授的8年间，发表了10多篇论文，1995年，张顺颐评上教授，大部分精力要投入到制定九七工程规范上，而且宁通公司大有起色，完全有理由离开教学科研岗位，一心做企业；第二年，他当上主管科研和产业的副院长，行政事物缠身，更有理由脱离教学；学术、教学还是企业？张没有给自己一个脱离的借口，二十年来奔波于教学、科研和企业之间。
张顺颐带过的硕士研究生，“包括正在学习的有101个，其中已经毕业50多个；17个博士生中已经毕业2人，3人近期可以毕业，这学期又多招了4个”。主持过十多项包括国家863和江苏省高技术研究在内的各种项目，发表七十多篇论文，专著两本追踪业界热点和动态的文章大量发表于专业报刊，是近几年南邮科研项目最多的教师之一，是南邮获得省部级奖项最多的教师之一，三项邮电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三项江苏省科技二等奖，一项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学术生命旺盛而常青，令人吃惊的，张顺颐是在主要精力投入到产业和科研管理的情况下取得以上成就，这些年，他确实感觉很累，“白天没有时间做业务，只有晚上才有时间，没有什么假期，出差，交流，合作。”这几年来，张对于电信运营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给予比较多的关注，先后写了数十篇文章，其中不乏宏篇大论，发表在人民邮电报、通信信息报、广东邮电报、江苏邮电报和许多杂志上，在业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
从1991年开始，张顺颐在南邮创办了十来家公司，有过成功的辉煌，但更多是不温不火的局面，更不乏失败的经历；他试图闯出一条高校产业之路，现实是困难重重，但他坚持不懈的办公司，把南邮很多教师从实验室带出来，进入企业这个全新环境，从而接受和认可产业化理念，把论文同试验变成产值。
在南邮，如果张不做产业，相信也会有人做，只是时间问题；但他做产业，而且带动了一批人，让这些人跳出固有思维，拓展全新田地。“我来南邮二十多年，算是比较顺利，学术没有荒废是特别高兴的一点，我的学生主要是通过具体项目学东西，在实践中锻炼，我教给他们的很少；办公司积累很多经验教训，把一批教学一线的教师带到公司里，算是把南邮的产业化开了一个头。”
高校产业化之路，南邮张顺颐在走，北邮杨放春（本刊第十五期封面人物，创办多家北邮企业）在走，表面的潇洒掩不住背后的辛酸，一路跌跌撞撞——前行者所经历的，皆为后来者借鉴：行者无疆，艰辛自知。产业之路，不分职业，不分年限，张顺颐还在路上继续前进。
后记：为什么我是张顺颐
二年前我就听人说起张顺颐，负责南邮科研和产业的副院长，创办了十来家公司，难能可贵的是学术一点也没有荒废，是南邮那几年项目最多成果最多的博导之一，带过近几百个硕士生博士生。我想，这个人一定有故事，随后我开始约他，但是他一直都在回避，非常低调，一直约了两年才如愿。花甲之年，退下来的张顺颐可以每天晚上出来散散步，捡起以前拉二胡的爱好，遇到足球赛痛快的看一场，把这些“很享受”的事情补回来；他说自己可以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生和科研上面，愿意以一个普通南邮教师的身份总结一下自己。对自己是一个总结，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别人也许会有一点启迪。
这么多年来，张一直锲而不舍做一件事，让科研和产业化这几个字根植于南邮人心中，这一做，就是二十多年，耗尽全身心。《高科通信》因此致敬于南邮张顺颐：高校产业化是一条阳关大道，但一定是张顺颐和杨放春们走出来的，尽管直到今天都看不清方向。产业一条路，科研一条路，教学一条路：张顺颐，精神抖擞的走在大道上。
“为人要诚恳，办事要认真，生活要勤俭”，2004年，张顺颐十年来带过的研究生自发齐聚南邮为老师祝六十大寿，面对六十多位弟子，张语重心长，“你们都是我的子女，这三句话，是我六十年的一些感悟，赠送大家。”
作者及来源： 记者 高涛 2006年10月 高科通信
